2%的“理想工作”和被替代的焦虑
本报记者 万笑天 北京报道
6月，又到一年毕业季，大学生涌入社会，但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容易。
几年前，当时在南方科技大学任教的人类学者袁长庚，就发现学生对工作的焦虑。与曾经他在毕业时对能否找到工作或待遇好坏焦虑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工作有什么意义、快乐与否。
根据盖洛普2018年发布的《全球理想工作报告》，拥有“理想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工作有使命感、有高度的投入和热情）的人在中国只有2%。
在一所理工科大学，袁长庚所教的学生很多毕业后都进入“大厂”。在他眼中，这些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有人刚入职的工资即与大学副教授相当。但他听到的另一面则是，如螺丝钉般固定的工作，曾经在学校被老师强调的创新不再被谈起，工作只要按部就班不出错就好，也有从周遭传来的关于未来被替代的不安。
“躺平”、“FIRE（财务独立，提前退休）”、风靡一时的轻体力劳动……似乎都在表明年轻人对工作的倦怠。去年，袁长庚做了一档关于工作与人生的节目，想通过10本书，讨论人与工作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第一本即为在中国出版不久的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Jobs）,书中详细讨论了什么是“狗屁工作”、为什么做“狗屁工作”不快乐等等。
袁长庚认为，这些书都是在谈论怎样理解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工作只是一个切入点。这也并不仅仅是年轻人面对的问题，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在寻找如何重建意义。他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冲破之前的价值体系，走向个体自由，社会鼓励提升购买力，而忽略了重建社会联系，很多人觉得没东西支撑，脚踩不到地上。
横空出世的ChatGPT等人工智能又为工作添上一层可能被“替代”的焦虑。去年12月，美国资讯网站BuzzFeed解雇了180位记者（占雇员总数12%），接着在一个月后宣布使用ChatGPT生成内容。
根据职业AI暴露指数（AIOE）2021年的数据研究，油漆工和灰泥工等体力劳动者的AIOE指数排名倒数，大量白领工作则暴露在AI技术的冲击中，比如会计、采购人员、精算师、司法书记员。而最近研究显示，大型语言模型对高校教师也产生了明显影响，人文学科尤甚。这便是莫拉维克悖论描述的，“让电脑如成人般地下棋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要让电脑如一岁小孩般的感知和行动能力却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不过“暴露”在AI技术中的程度，并不直接指向被替代，也或许是以生产力提高的形式出现。
“人类学者更相信生活经验本身，对世界语言化的状态比较警惕。”袁长庚说，每个人日常说的话，跟人在世界上存在和生活的方式本来就有距离，语言是一个欺骗性的工具。
他认为，一些本质的东西没有改变。护士、清洁工、农民的工作没有人觉得没意义，但在现有的现代性的体系里不被承认，“没有被看见的东西还是没有被看见，被看见的东西换了一种方式，用更加焦虑的方式再重新讲一遍，是新瓶装旧酒。”比如，从前学生查资料写论文对付老师，现在用ChatGPT更简单了，但背后现在学术生产的无意义没有改变。
袁长庚提到，技术并非中性，而是内嵌于社会文化中。如今能从事人工智能开发的是大型资本或有国家支持，几乎每个领域的进步，都是资本对它有要求。资本想在一些领域排除人，因为机器更好操纵。未来也许所有依赖智能的东西都会被机器取代，包括一些科学研究，正如有人说，我们或许只剩下肉身。
以下是《中国经营报》记者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的对话：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袁长庚 受访者供图
“无意义的工作”
《中国经营报》：你想讨论工作与人生，是出于什么缘由？
袁长庚：因为在学校里教书时，我发现年轻的学生对于工作的焦虑感很强。但这种焦虑跟我们上学的时候不一样，过去可能是对找不着工作或者待遇好坏的焦虑，现在学生会问工作的意义，或者在工作里快不快乐。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人类学谈的比较多的就是意义问题。他们有实习经历后，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不一定非得走向社会。很多理工科的学生跟同龄人比，已经是佼佼者了，可以进一些“大厂”。我那时候课是全校选修的，当时在课上比较多的还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就有了对工作意义、工作状态的这种困惑。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
袁长庚：理工科的很多学生特别单纯，当年选择学科的时候，会想用所学，让人类社会变得更美好，这是种纯真的臆想。但是没想到，进了这个公司以后，发现工作价值非常低，像螺丝钉一样被放到一个地方做一个固定的事情，所以幻灭感比较强。有时候不需要自己亲历，身边的学长回到学校也会讨论。学生在接触社会之前，从高中一直到大学，相对比较简单，他的生活是用知识处理考试，可能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挺大的冲击。
《中国经营报》：学生觉得有落差吗？
袁长庚：好多大厂的一些开发部门或者技术部门，就像一个独立的天地，其实对他们个人的待遇很好。技术部门分工非常明确，在什么层级、什么阶段能做什么，比较固定。我以前在南科大的时候，老师们很强调知识前沿、创造性等等，很多人工作以后发现，到了社会上没人在乎这个，像计算机编程，大多数人也不会在乎技术的精进，很简单，你把活干好，只要不出问题，用最稳定的东西就可以。于是发现工作在意义上稀缺，学生觉得我这么多年费了那么大劲，又学得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觉得人生应该干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是他们很多人比较直接的困惑。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幸运，一毕业拿到薪水差不多跟一个大学副教授差不多。在深圳没有成家立业自己过的话，可以过得非常舒服。相应的是重复性的工作，或者相对而言内容比较单调的工作，当然对人是消耗，不能很快接受。他们也体会到更替的残酷性，比如中年程序员。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回答他们？
袁长庚：最早的时候我没有准备好，可能跟我的成长有关系，一开始就像田野调查一样，跟他们聊遭遇了什么。后来总结一下，现代人对工作、工作和生活之间关系的理解都有问题。比如，有时把工作理解的特别工具化，它就是挣钱的活动，刻意压抑它塑造人的一面。相反，有人把享受生活抬得很高，且大多数会告诉你用购买力、小确幸的审美去实现，不是真在生活中充实。所以找了一些书，然后编制了一个课程大纲。
《中国经营报》：你提到现在的这些学生和自己当时成长遭遇的问题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袁长庚：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在北京奥运会前后上大学，社会的发展速度比现在快，改革开放后，80后的人生轨迹还是从匮乏渐渐开始富足起来。我们刚毕业的时候，直接就面对很现实的生存压力。现在好像又有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生存压力解决了，能养活自己，能实现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乡村到城市的这种迁移，就可以证明你不是失败者了。
我教的学生，基本上2000年左右出生的人，他们起点更高，对人生的预判，对价值的追求是很高的。所以进入到社会后，很明显有一个落差，发现很多东西真的给不了你，而且在公司里对重要的问题，大家好像有时候会回避它。他们会觉得只有年轻人才会去谈那些虚的东西，但有时候真的想在所谓的虚的东西上找到一些可以聊的部分。
包括最近我们比较爱聊的什么00后整顿职场之类的，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就问价值意义问题，他们并不觉得因为生存压力就要委屈求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代际差异。而且背后孩子家长对他们的要求相对也宽松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多同学真的有生存压力，要是不工作，马上就吃不上饭的那种。现在很多家长就允许他们先探索一下。
对于职场倦怠，意义缺失，不需要真正有职场经历，通过大众媒体、身边的人，其实就已经有感觉。所以也不只是年轻人，这是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年轻人可能对这个问题表现得更迫切，因为中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缓解。
《中国经营报》：这与教育有关吗？
袁长庚：我觉得很多家长、学校在培养的过程当中，不愿意引进价值观的争论。人类的价值观不是灌输式的，应该是讨论，引起一些扰动后，才能进入，所以它需要主动地制造干扰，或者主动制造不确定性。在应试教育阶段，他们认为讲这个非常不合适宜，所以很多家长、学校避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结果就是学生走向社会的时候，在价值观领域可用的资源很有限。
很多东西不是提供一个答案，而是提供情绪表达的东西。我们以前总觉得是价值判断式的，得出是非标准，有的时候价值判断是让情绪有一个表达的图形，爱恨好恶等等。所以现在很多青年人确实很压抑，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框架过渡，他的恨和他的爱甚至都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可能性表达出来，所以那种情绪是很有内耗性，而且稍不注意，就有一些暴力的表现。现在看网上为什么有些言论日趋激烈、趋于两极化，有撕裂感，都与此有关，没有比较成熟的机制能让大家展开对话。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现在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环境？
袁长庚：这可能是一个人类的问题，不只是某一个国家。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冲破之前的价值体系，走向个体化，要个体自由的选择，但真正在这样的状态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人可能还是需要支撑的，但是这种社会支撑的重建既需要有制度和实践上的探索，也需要人们在价值观上的接受。也就是说，接受我们必须依赖社会和他人才能生存。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共识。
尤其年轻的一代，生下来互联网时代好像就在那儿，所以无依托的感觉是更明确的。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甚至好多人跟父母的关系并不是特别融洽，自己向外扩张建立社会联系的能力本来就相对较弱，有时候就会觉得没东西支撑，脚踩不到地上。
以前教理解死亡课的时候，有一节课讲葬礼，我让学生回忆自己参加过的葬礼，有什么感觉，没有一个学生感觉葬礼是庄严肃穆的。自己其实是在一个大家族里，他父亲、爷爷一代还很亲密，但他们在那个环境里，反而第一反应是抵触、厌倦，他会想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场景下把我们绑定在一起。进入社交网络时代，建立真正有支撑性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在降低，或者说成本是更高。今天每个人的微信上都有上千号人，但是没有用，是一个繁荣的假象。
我们40年的高速发展，大家在鼓励的是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购买力方面的提升、社会建设的目标，没有把重建社会联系，当成是一个社会的核心问题。价值、道德体系过去30年面临重塑，重塑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更艰难、复杂，现在还没有完成，甚至看不到在哪儿，人处在一个内外夹击的状态中。
《中国经营报》：西方社会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
袁长庚：我觉得现在好多西方国家基本上放弃这个问题了，他们觉得在法治的框架下，做一个好公民就行，也不管个人的东西怎么去塑造。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比如宗教、社团的力量。中国传统社会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地缘、血缘联系，以前的业缘师缘联系，现在都弱了。而且城市化，从居住空间上来讲，单元房本身让我们在空间上联系起来就很难。
我在深圳的时候感觉特别明显，移民城市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堡垒，大家所有的需求都靠市场支撑。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这个是很困难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仅凭个体或者一个核心家庭、一家三口的力量可以解决生命历程当中所有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这些书谈了什么，提出什么解决方法？
袁长庚：他们都想回答，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到底怎么去理解，对很多人而言工作是一个入手点，比如说像《毫无意义的工作》，通过一个很小的切口，大家对工作中的主观感受——“工作没有任何价值”入手谈了很多，包括什么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实际上在社会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没有进入到这个体系，没有被公平的承认过。
大卫·格雷伯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把某种东西变得更多，这件事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人类在大多数状况之下，在很多工作里面其实实现不了，只是一个障眼法。他会觉得像关怀照顾这些事情，从形式上看它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但它是一个社会运转的必要逻辑。他们想扭转一些对工作的认识，包括在工作状态之下，为什么人逃避工作，在现在这个框架没办法解决，只能是另起炉灶，重新思考，比如社会的回馈机制，评价体系怎样重新建立。对他最认可最支持的是职场白领，他们对这种价值的不匹配理解的比较深。
这些书想说明，对工作和人生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中有很多误解。比如我刚才讲的，降低工作价值层面的东西，好像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更加安全的策略。但我在这个领域讲价值，在下一个领域就纯粹的讲现实，人不是这样割裂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要反复调换位置，在工作里面想想价值问题是什么，同样在生活里面也是在做一些工作性的东西。
《中国经营报》：过去似乎没有这样关于工作意义的问题？
袁长庚：人类的工作状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一个比较大变化，在此之前，不管是传统农耕社会，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人工作的稳定性比今天要强很多。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开始后，资本在全球市尺度上配置资源。美国的很多工厂，连续几年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就把它搬到中国、越南去。在迁徙这个过程中，他放弃了原有的社区，相应的结果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小镇衰落了。到了中国、越南后，在资源优化的逻辑下，它依然没有义务帮助中国人建立价值感，或者给一份保障。建厂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需要劳动力、资源，然后把该给你的钱给你就行了。
在历史上，人的价值怎样去实现，在宗教和形而上提供价值意义的系统之外，大多数时候靠一些很实际的东西，比如建立跟人、社会、环境，甚至某一门手艺、某一个行业之间的联系，最直观的要求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稳定，慢慢才有这种可能。而全球化资本灵活配置后，基本上联系都被打破了。
人工智能没有触及一些根本问题
《中国经营报》：从人类学的角度，你如何看ChatGPT这类人工智能的出现？
袁长庚：它们有充分的信息整合和再现的能力，使好多工作上的人变得没有办法跟人工智能相抗衡。但主导讨论的基本上是白领，或者局限在一些特定行业，从来没看到护士、农民讨论这个问题。
人类学更相信生活经验本身，对世界语言化的状态比较警惕。我们知道即使没有人工智能，每个人日常说的话，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和生活的方式，本来就是有距离的，语言是一个有欺骗性的工具。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自洽，但可能放到现实生活里，会发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反而显示了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某些更加具有真实性的东西。
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学转向后，很少有人觉得语言是一个准确的对生活的再现。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语言和实际生活之间的若隐若现的紧张关系。今天应该大多数哲学家也不会认为，我们就依赖广义上的这种人的语言智能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人类学对人工智能比较冷感，不认为它触及到了一些根本问题。人类学会把一些原本性的东西，用一种看似比较新的方式再重新展示一遍，但这个其实在没有这个东西之前就是这样。就像无意义的工作，没有ChatGPT的时候就存在了。我今天下午做了一个PPT，ChatGPT出现后这个障眼法就被揭开了，但还没有回答什么东西更有意义，因为还是不愿意问一些真问题。
就像大卫·格雷伯所讲，没有人会觉得护士、清洁工的工作没有意义，但他们不会变成重要的工作，在现代性的体系里面不被承认。所以没有被看见的东西还是没有被看见，被看见的东西换了一个方式，用一种更加焦虑的方式再重新讲一遍。这个我觉得也是新瓶装旧酒，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完全的暴露出来。以前的PPT是人做，现在用ChatGPT生成了，难道这个PPT就真的有意义了吗？不见得吧。以前上课自己拿资料写论文，或者抄一个东西对付老师，今天用ChatGPT更简单，背后还是现在学术生产无意义的问题，并没有改变。只是因为要把个人的一部分要取消了，好像恐慌了，这个危机并不新，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之下，一下被扩张的很大。
《中国经营报》：不同行业的人使用ChatGPT会有不同的心得，对技术持一些积极态度的人，开始用 AI写小说，他觉得从这个角度，在一些诗词创作或绘画上，人可能没有那么特殊。
袁长庚：我也看过一些做创作的同仁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反而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威胁，因为他们真正做这个东西的人就知道什么是创作，不是说写了崭新的故事。任何一个小说家或者艺术家，要跟艺术史、文学史发生关联。人在这个领域不是靠语言逻辑，语言重要但从来不是唯一的标准。
《中国经营报》：用AI去画图，或者是写小说的人，是不是会到某一个阶段很难区分人和机器的这种创作？
袁长庚：过去看过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去仿写巴赫的音乐，我觉得从逻辑上讲是可能的。如果真的丰富到一定程度，艺术可能变得一文不值。历史上只有一个巴赫，才觉得好。如果历史上满街都是巴赫的话，这个事就没意义了。假设再过100年出生的孩子，有2万首巴赫等着他听，他一辈子不眠不休也听不完，那这个事对他而言就没那么重要。
《中国经营报》：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领域，可能都会容易被替代？
袁长庚：我就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问题是把人理解成为智能，包括恐慌也是智能被放大，它会取消我们的可能性。但我说这个世界上最强壮的人的力量，如果跟老虎和狮子相比，也不称其为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你觉得你区别于老虎和狮子。创造人工智能本来就是想创造一个替代人的东西，底层逻辑就很残酷。
大卫·格雷伯去世前，在网络上做了关怀博物馆，怎么解决日常生活中具体的需求，他觉得这些东西从来没有被技术讨论过，而且随着人类的发展，它会越来越棘手，越来越难以面对，我们缺少照护的工人，缺少有技术的养老或者残障照顾。
《中国经营报》：你曾谈到技术不是一个中性的状态，而是内嵌于社会文化中，应该怎样理解？
袁长庚：发展出什么形态的技术，跟背后的利益有关联，它想要降低某些东西的人力资源成本。很少听人说咱们做几个AI的装卸工或者环卫工人，要是学过一点生物工学，就知道这个其实很困难。比如说一个月薪3000元的阿姨，她劳动过程的精细、灵活程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领域是巨大的难题。
能够从事人工智能的开发，要么是大型资本，要么有国家的支持，可以承担巨额投入。几乎每一个领域，它的进步都是资本对它有要求，资本想在一些领域排除人，因为人的成本好像更多更复杂、更不可控，机器就很好操纵。可以说这个逻辑上还看不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新性，或者真的颠覆人类存在的东西。
以前的时候，比如在远古时代，或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每天就观察草、叶子的情况，然后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叫锯子。今天在一些核心领域你是看不到这种可能性的，你只能是不断调动庞大的资源去进行繁琐的实验，然后一点一点往前推进，这是个体或者小型的团体没办法完成的。
今天99%的科研都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东西有什么用，那种（基础研究）不问用处、价值，在当今的制度条件下就做不到。我以前理科的同事都觉得大概不可能有下一个宏大理论，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失去了。我们被自己的短见一点一点束缚住，很难超越利益判断。对今天一个科学家而言，让他不去申请经费，不去向别人伸手就要变成一个清贫的研究者，他都活不下来。
《中国经营报》：生产力现在一再革新，但为什么没有像过去有人预言的那样，缩短人类的工作时间？
袁长庚：技术在提升，但它创造的物质财富没有均匀地流向社会，没有让所有人都受益，这些东西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要通过工作去换取生存的基本保障，反而是技术越发达，没有资本的人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工作。
美国研究垄断问题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过，社会生产发展，财富积累的程度只会更加集中。比如基因技术绝不会公平地惠及每个人，在牵扯到生命这个问题上，只会越来越自私，只能是越来越让少数人受益，所以现在大家特别谨慎。美国的基因伦理审查特别小心，坚决不能做增强式的基因编辑。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一定是少数人用，然后变成根本意义上的不平等。有人能活到200岁，我们还是人类平均寿命，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人的基本状态。
（编辑：孟庆伟 校对：翟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