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党鹏 成都报道
随着全球加快应对气候变化，光伏市场需求持续增加。数据显示，我国光伏行业在2021年继续高歌猛进，制造端产值突破7500亿元，光伏产品出口额创历史新高，超过280亿美元。2021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创历史新高，达到54.88GW。
2月15日，工信部发文表示，2021年全国光伏行业立足碳达峰碳中和，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克服全球疫情反复、经济形势严峻、国际贸易壁垒等不利影响，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创新升级，行业运行整体向好，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针对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减轻光伏企业税费负担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当前，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实现能源根本转型的总体条件。”刘汉元谈到，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光伏发电已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成本最低、最经济的发电方式。与此同时，从碳减排来看，制造光伏系统每产生1吨碳排放，其产品发出的电力将每年减少33吨碳排放，这可能是人类历史和碳中和道路上，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投入产出最高、节能减碳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近年来，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迭代升级不断加快，智能制造迅速推广，我国光伏发电成本也有了大幅降低，2020年平均上网电价已降至0.35元/千瓦时。“十四五”期间还将降到0.25元/千瓦时以下，届时光伏发电成本将低于绝大部分煤电。如进一步考虑生态环境成本，光伏发电的优势也将更加明显。但由于其受天气影响的不稳定性、昼夜更替的特点，需要储能、智能电网建设等跟进。
刘汉元认为，作为全球光伏制造和应用第一大国，我国本应具备绝对的成本优势。但在技术成本不断降低的同时，一些非技术成本仍在制约着产业发展。“由于国外的税费、财务费用、土地租金和其他相关费用较国内更低，光伏发电较国内更具成本优势。其中，光伏发电环节税费负担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客观上阻碍了产业发展，延缓了能源转型和双碳战略落地的步伐。”刘汉元说道。
刘汉元举例称，一直以来，光伏发电项目用地的税收政策各地掌握不一，影响了项目建设。部分省、市、区对架设在荒滩、荒漠、戈壁、荒山等未利用地上的光伏发电项目也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部分省、市、区将光伏发电项目划到工矿区，比照工矿区企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部分省、市、区扩大征收区域范围，将处在乡、村的光伏电站也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部分省、市、区对光伏用地按照远超实际占用面积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同时，对于光伏发电企业的变电站、生活区等按照建设用地管理的区域，如果占用了耕地、林地、滩涂、养殖水面、园地等，依法征收耕地占用税，如果在建制镇、工矿区范围，依法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这都无可厚非。但对光伏发电项目组件架设区域征收耕地占用税或城镇土地使用税，缺乏明显的法律和事实依据。无论耕地占用税还是城镇土地使用税，均强调实际占用才构成纳税的必要条件。但无论是《耕地占用税法》还是《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均未对“占用”予以明确，才导致各地税务机关执行时存在偏差，随意扩大税法解释，扩大“占用”范围。
此外，光伏发电环节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入，资金占用量大、占用时间久、投资回收期长，加上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因此利息成本占据了项目成本的很大比例。据测算，财务费用占到电站发电成本的大约一半。近年来，光伏行业受益于国家减税降费、降成本等系列优惠政策，但与利息成本对应的增值税却始终无法抵扣，无疑加重了企业的税费负担。如允许利息成本进项税可抵扣，银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基本不会受到影响，企业的税费负担能够进一步减轻，有助于推动产业加速发展。
刘汉元表示，双碳目标的提出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型的内在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庄严承诺。在此背景下，国家的财税政策应当同步快速跟上，配套支撑国家意志和战略的实施。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主管部门在出台普适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也应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减税政策，以达到政策乘数效应，因此，明确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增值税扣除或者全部减免，有利于光伏发电成本的进一步降低，有利于进一步减轻光伏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从而加快推动能源转型步伐，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对此，刘汉元有以下两点建议：一是建议由国家税务总局明确，对光伏发电项目中光伏组件铺设区域一律免征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二是建议实现企业利息成本进项税额可计算抵扣。建议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解决抵扣难点问题，参考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计算抵扣的方式，允许企业依据实际支出的利息费用，按贷款服务6%的税率比例，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编辑：董曙光 校对：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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