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梦颖
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意味着中国的反垄断事业迈上新台阶。
近些年，反垄断受到高度关注与平台经济的发展深刻相关。2021年，多家互联网公司被开出高额罚单，今年也被称作平台经济反垄断元年。
中国是平台经济的后来者，但在电商、移动支付、网约车等多个市场后来居上，在全球市场夺得重要的一席之地，平台经济也对中国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诸多新问题。
11月18日，在《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深度合作的 “北大国发院承泽课堂•平台经济十二讲”系列直播课中，作为开讲嘉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系统阐述了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现状、特征优势与治理重点。
黄益平强调，政府采取措施以改善平台经济的经营，重点在于“治理”而非“整治”“打击”，规范和发展并重是关键，目的是要增强创新活力、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与鼓励平台红利共享，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平台经济进入全面治理阶段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催生了平台经济。
作为一种较为新兴的经济模式，黄益平将平台经济定义为一种依托于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工具，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管理流程的新经济模式。
目前，平台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支付平台、电商平台等为代表的能够促进交易、传递信息的交易促成型平台；另一种是传输信息、动态、音乐、观点、思想等的内容传输型平台，例如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
回溯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那一定绕不开淘宝上线的2003年。但黄益平指出，中国平台经济从2008年才正式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2015年后竞争加剧、风险有所积累，从2020年开始，尤其在今年，则进入全面整顿治理阶段。
黄益平特别引用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的“破窗理论”，指出把玻璃窗打破虽并非好事，但或将带来经济机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中国平台经济取得更加高速的增长，数字技术在无接触交易、风险防控等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这是中国平台经济发展十几年取得的成绩。“放眼全球，也可以说是站到一席之地。”
中美独大
全球的平台经济可谓是中美两家独大。黄益平分析，虽然一般认为全球平台经济是以美国、中国、世界其他地区三分天下，但其他地区主要仍是以美国公司为主导。
黄益平给出一组数据。首先，全球范围内，平台经济市场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一共有74家，美国和中国分别有35家和30家。其次，美国数字平台总市值或估值大约为6.6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74%。中国则为2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2.5%。另外，2020年初全球前十名独角兽公司中，中美各占5家。
黄益平将中国平台经济的优势总结为三点：其一，人口红利造就出大市场；其二，对于个人权利、数据隐私的保护程度相对较低；其三，中外市场有一定的分割。
而基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外部性、多边市场和大数据分析的基本特征，平台经济对中国经济可发挥“三升三降”的优势：规模可以扩大，效率可以提高，体验可以改善；成本可以降低，风险可以得到控制，接触可以大幅度减少。
黄益平指出，平台经济非常有利于改善社会治理、促进经济增长、发挥长尾效应、增加劳动就业以及支持创新活动。
以生产价格指数（PPI）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波动为例，黄益平表示，两者在2013年前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总体而言，PPI的波动性一直较大。而2013年前，CPI与PPI的波动率相差不大，但到2013年后，波动率大幅下降，十分平稳。黄益平解释，研究发展，2013年以来，数字平台的高速发展融合了全国各地的市场，因此降低了价格波动，有利于增强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稳定性。
判定垄断不看市场份额？
在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平台经济也出现新的问题。
黄益平总结，目前问题主要体现在治理功能、创新活力、收入分配、公平竞争、数据算法、国际挑战这六个方面。
面对这些问题，政府也着手开始对相关领域进行规范治理。其中，从2020年开始，反垄断成为平台经济治理中非常重要的政策。2020年，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专门提到要将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作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也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那么，未来平台经济应该如何发展？
在黄益平看来，目前政府针对平台经济相关政策的重点在于“治理”，而非“整治”和“打击”，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有序发展、共同富裕。
黄益平强调，平台经济的特征就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这就意味着“大”是表现优秀的平台经济的必然特征。因此，比起用市场份额判断是否垄断，黄益平更倾向于使用“可竞争性”概念。
可竞争性理论由美国新福利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82年提出，指出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实现充分竞争的关键在于进入和退出的沉没成本的高低。
以电商市场为例，阿里巴巴淘宝、天猫在2013年的市场份额大约为92%，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降到42%。黄益平解释，这组数据变化说明这个市场十分活跃，虽然阿里巴巴拥有相对较高的市场份额，但并不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因此，黄益平认为，判断是否垄断不能静态地看市场份额，最重要的是看进入门槛、沉没成本是否足够低。“只要足够低，其实一个平台很难完全垄断这样的行业。”
基于以上论述，黄益平指出，规范政策的重点在于放在降低进入门槛，增加可竞争性，特别是降低竞争者进入的沉没成本。而监管政策则是在考虑平台经济特点的情况下，规范平台的行为。
黄益平建议，构建综合性的治理体系，其中包括司法、监管、自律等多维度。变成一种日常性的、回应性的监管，避免运动式的监管。同时也要为平台建立有效的申诉机制。监管政策也需与时俱进，积极运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增强监管的时效性。
最后，黄益平总结，突破传统界限的平台身份较为特殊，承担了一些特殊的企业成本。因此，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而大平台要主动做负责任的大企业，兼顾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
《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北大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系列”达成长期战略合作，系列课程旨在为宏观经济发展、企业生存策略提供更好的建议。
（编辑：荀诗林 校对：颜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