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打了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控制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疫情暴发后,我国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疫情防控的战略性成果,但危机之中,中国多年建立起来的疫情防控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也经历了一次大考。
中央高层和国家卫健委等层面此前已多次强调,在应对此次疫情过程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
按照中央的要求,将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开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和物资保障体系,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
稳定的投入须有政策设计做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董小平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全球范围看,不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投入一直保持稳定持续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后,这个显得尤为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董小平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还是威胁各国生物安全的问题,甚至是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 董小平表示,可以预见,不仅是中国,未来全球很多国家都会将公共卫生投入保持在一个稳定且比较高的水平。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我国公共卫生投入欠账较多,从全球范围看,虽然公共卫生投入总量绝对数很大,但和英美等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尤其是人均水平处于靠后的水平。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年,OECD(经合组织)国家财政公共卫生投入占GDP比重平均水平为0.26%。同口径下,2017年我国财政公共卫生投入占GDP比重为0.19%,仍有一定差距。
那么如何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董小平认为,有两方面非常重要:第一,投入要稳定,不能说今年大年明年小年;第二,必须建立在一个很好的政策设计基础上,比如公共卫生事业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的改革发展中,钱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应该在顶层设计层面有所体现。
这其中,保障投入是重中之重。董小平认为,公共卫生投入需要通过法规予以保障,可以参考教育支出。
据了解,目前我国法规没有明确公共卫生事业投入的明确比重。但在教育领域,相关政策规定,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低于GDP总量的4%,《教育法》还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目前看,这一指标的设定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用显著。
董小平认为,《教育法》是通过若干届全国两会才最终形成的,公共卫生投入如果上升到法律层面,想必过程也是非常漫长的。但当前改革还很迫切,所以他建议,可以先以条例的形式将公共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固化下来,或者固化一个区间,并予以实施。“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应该会保障公共卫生投入能长期稳定下去。”
不过他也坦言,公共卫生投入是一个长期的效应,和别的短期就能见效的投入不一样,因而应该建立不一样的评估体系,而不是每年都对公共卫生投入钱花在哪里、效果如何等进行评估。
“公共卫生投入最好的效果,就是保障我国不出现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最好的结果是大家都看不到支出,但是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很平安的生活环境中,所以评估体系应该要从这方面进行考量。”董小平表示。
“所以,无论是政府投入,还是老百姓,对改革都要有信心和耐心,信心就是公共卫生事业通过改革一定能做好,耐心就是要给改革充分的时间。”董小平说。
而这其中,基层公共卫生工作是很重要的一块。回顾一年多的疫情防控,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受到了更大冲击,尤其是基层人力资源能力、运作机制的顺滑程度等还存在较大问题。2021年前后发生的局地散在疫情也证明,基层的公共卫生体系暴露出了更多短板。
“基层公共卫生做好是关键。”董小平表示。
记者注意到,近些年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一直呈增长趋势。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5元。
疾控体系改革不能走过去的老路
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关乎我国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否有效应对。实际上,随着“十四五”开启,相关改革已经有了明确方向和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期间实现“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撰写的《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文章中指出,加强核心能力建设应该在5个方面有所提高:指挥调度能力、监测预警能力、预防控制能力、应急救治能力和物资保障能力。
其中,在提高预防控制能力方面,马晓伟指出,强大的传染病预防控制能力是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能力,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改革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立适应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等。
记者注意到,在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21年推进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的工作中,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也被放在了重要位置上。
董小平表示,落实深化疾控体系改革并不是简单的事,牵扯到国家、省、市、县各级疾控机构的设置、规模、职能等,不是增加几个人和设备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明确我们国家要建立什么样的疾控体系、疾控体系在整个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作用是什么等几个关键问题。
“公共卫生体系中不仅包括疾控部门,医疗机构、政府部门、社区等也承担着公共卫生的职能,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董小平说,怎么去打通这其中的各个环节,真正建立一个适应新时代,甚至能一直指导到2035年发展的疾控体系,需要冷静认真思考。
“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增加几个人,增加一些设备就能把工作干好,这是绝对不行的。”董小平强调。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董小平看来,今年也是公共卫生体系改革非常关键的年份,如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改革方案出台,这将会影响我国公共卫生事业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
据了解,去年,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就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相关规划和方案。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也在推进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统筹推进公共卫生相关法律修订的工作,包括正在推进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同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进行充分评估,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定和做法上升为法律,提高《条例》的法律地位。
(编辑:孟庆伟 校对:燕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