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嘉玲 北京报道
“今年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按照目标，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就政府工作报告相关经济发展“潜台词”，《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他提醒，后疫情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可能退出的情况下，此前巨大的产出缺口，势必推高金融风险总体水平。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今年GDP目标设定为增长6%以上？
张岸元：鉴于去年超低基数因素，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预计今年全年6%以上的增速目标，相当稳健。
分季节看，去年一季度GDP增速是负6.8%，今年一季度增速必然在两位数以上；此后三个季度增速将逐季快速下行，四季度可能要回落到5%增速平台；全年下来，增速有望超过8%。
政府工作报告预计的增速，应该考虑到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从全球经济变化来说，经历了纷繁复杂的2020年之后，目前基本盘都有哪些？变量又有哪些？
张岸元：疫情最晚下半年大面积消退、全球经济强劲反弹的确定性很大。此前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周期不同步，但疫情相当于同时按下了暂停、重启键，预计此轮海外恢复性增长将相当强劲。
变量一是此轮增长的可持续性。从大的经济周期看，可能恢复性增长后，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显著回落。变量二是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金融政策。目前美国提出所谓“高压经济学”，试图通过超级宽松的政策推动经济进入充分就业以上的水平运行阶段，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外溢效应，还是未知数。变量三是海外经济恢复对我国外需的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究竟如何。预计今年下半年，我国的全球出口份额可能下降，但金额或许依然能够保持正增长。
《中国经营报》：与2020年相比，今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释放出什么信号？
张岸元：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两会前已经有大量表述，总体特征是相机抉择，有较强的灵活性。其中，流动性政策总体稳健中性，利率政策是关注重点，上行压力不小。
财政政策方面，从主要指标看，较去年均有一定幅度退出。其中，抗疫特别国债不再发行符合实际；专项债规模略低于去年，保持了连续性。预算的赤字率方面，考虑到去年经济增速只有2.3%、今年达6%以上，今年3.2%的安排应该还是比较积极的。
《中国经营报》：今年有些特殊时期的政策可能面临退出，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张岸元：风险主要在金融领域。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为2.3%。若没有疫情，经济正常增速可能略低于6%，这意味着实际发生的产出缺口接近3.7%。债务支出具有相对固定性，且偿还能力是按照经济正常状态下的利率水平设定。后疫情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可能退出情况下，此前巨大的产出缺口，势必推高金融风险总体水平。
产出缺口在债务融资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是银行体系不良率以及债券市场违约率上升，信用利差扩大。产出缺口对股权融资的影响相对滞后。经济向好预期、资金脱实向虚，以及机构“抱团”背后的市场庞氏运行特性，使得资产价格一段时期内维持上涨，但难以持续。国内外金融市场运行的实践表明，除非基本面有超预期的好转，盈利改善跟得上估值提升，否则股债双杀局面仍可能出现。
《中国经营报》：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从“后疫情时代”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对于中国发展来说，有哪些确定性的机会？
张岸元：目前最为确定的系统性机遇来自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引发的能源转型、产业变迁。历史上，能源转型往往是产业变迁的前奏。
预计后续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十四五”规划将给出碳达峰的具体排放量配额基数。在现有碳交易的机制中，配额交易的政策效果最为显著，也是最能发挥我国体制优势的方式。只要给定一个紧平衡的配额基数，并按照地区、行业、市场主体分解指标，辅之以严格监管，市场交易能够被激活。与之相关的碳减排、自愿减排交易也将有机会因配额交易实现财务上的自我循环。
配额推出，将彻底改变我国目前碳减排领域控增量的减排路径，巨大存量必须在特定时间段内压降，由此对某些行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编辑：孟庆伟 校对：颜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