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阳琛 刘颂辉 北京报道
“时值‘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之际，各大城市的‘十四五’规划中，把区域发展融入国家大战略，打造都市圈、城市群成为重点内容之一，‘全球城市’‘世界名城’正成为越来越多城市发展的目标。”
2020年11月23日～27日，由《中国经营报》与中经未来主办的“2020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在北京举行。作为年会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1月25日举行的“2020中国城市运营与发展峰会”，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玉良在峰会的主题演讲中说道。
张玉良认为，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快新型城镇化是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发动机，是最大的内需，其有利于构建更高水平的统一国内市场，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升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现阶段，我国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投资和消费的强度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据测算，我国县城及以下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仅相当于地级市及以上地区的50%左右；县城及以下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则仅相当于地级市及以上地区居民的66%左右。
在张玉良看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将缩小差距，有效拉动“两新一重”等重大项目投资，提升整体消费能级，扩大内需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初步估算，仅核心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每年就能够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至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
张玉良认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统一国内市场。但国内市场仍然存在各种有形无形的“断头路”“瓶颈路”，在更深层次的“放开搞活”上还有所不足，影响了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建设，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形成更加强大、更高水平的国内市场。
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世界最大，但是相对规模还有所不足，仅占全国总人口的不到30%。对此，张玉良表示，应该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而推进城镇化恰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数以亿计的人们背井离乡、义无反顾地从农村向城镇集聚，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迁徙，就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加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低收入人口有序进入城市，分享中高收入的红利。”
事实上，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尺，特别是现代城市群、都市圈，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也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及合作的重要载体。
“美国东海岸城市群、西海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京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等，都是这些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张玉良指出，加快新型城镇化，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都市圈，并以此为平台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让资源要素更有效地集聚、更有效地产出，有助于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大幅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释放“发展红利”
“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即便是欧美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张玉良说。
张玉良表示，即使城市化水平高达80%以上，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人们仍然在向有竞争力的大城市集聚。对照这一客观经济规律，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的障碍，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来突破“人”“地”“产”等瓶颈问题，释放被压抑的“发展红利”。
“人”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转移人口落户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0.6%，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4%左右。也就是说，在城市常住人口中，还有超过四分之一以上的人没有实现真正的市民化。
“根据市场调查，一个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其消费支出比户籍人口总体要低20%左右。”张玉良告诉记者，部分大城市可能差距更大，因为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与户籍密切相关，这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体制性的“内需抑制”，应该进一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予以破解。
在张玉良看来，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大城市化”的认识有所不足。具体而言，在规划导向上，长期偏向于控制大城市的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建设用地指标向中小城市倾斜。在实践当中，这与客观经济规律是相违背的。因为，部分大城市人口持续流入，建设用地却严重不足，导致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部分中小城市人口不断流出，手里却掌握着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导致了土地资源的错配。
“‘地’的问题，也就是建设用地指标的问题。因此，应该进一步推动建设用地管理改革，加大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进出的挂钩力度，在更大范围内、跨区域进行调剂。”张玉良如是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产业先行、产城一体、产城融合发展，已经逐渐成为共识，但在实践当中，也还存在偏差。例如，有些城市在产业发展上追求“小而全”“大而全”。这也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容易造成资源错配、形成“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
对此，张玉良认为，城市产业的发展道路虽然千差万别，但都必须依托一定的资源禀赋。而且，在各种资源要素的组合当中，有些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这就是城市的比较优势。在推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应从最有条件、最有优势的领域入手，不断发挥比较优势，突出特色，错位发展。
打造城市群“群主”
张玉良认为，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现阶段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发展现代都市圈，优化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有序推动城市更新，增加科技含量，打造未来城市。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中心城市则是带动城市群发展的龙头，世界级的城市群都有一个世界级的中心城市作为“群主”。
张玉良提到，在推进城市群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大力提升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和发展能级，打造核心增长极，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很多大城市都把提升首位度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当前，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着力强化用地等要素保障，解决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他说道。
众所周知，都市圈是区域内部以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空间形态，是介于城市和城市群之间的过渡形态。就当前而言，与城市群相比，都市圈是突破行政边界、促进要素跨区流动的更小单元，也是更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单元。张玉良指出，应该把发展都市圈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手棋”和“先行区”，并通过夯实基础，来引领和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总体偏高，北京、上海主城区密度在每平方公里2万人以上，而国际知名城市东京和纽约只有1.3万人左右。中心城区过高的人口密度，带来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也带来诸多生态环保问题。
张玉良直言，长期来看是需要优化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的，应该推动多中心、组团化、郊区化发展，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的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正在按照独立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功能配置，着力打造五大郊区新城；西安、济南、武汉等区域中心城市，也纷纷向周边溢出辐射，并提出了打造“大西安”“大济南”“大武汉”的方略。
“在城市建设、运营等环节中，应该不断增加科技含量、打造未来城市，特别是要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核心，推动城市建筑、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深入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城市建设运营中得以运用，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张玉良表示。
（编辑：冯颖祎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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